这名在不到四年时间里创下80次违章记录的“高分司机”最终因醉酒驾车酿成5死4伤，被检察机关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

    如今，站在法庭上的张明宝已是一脸悔意。

    纵观2009年，类似“6.30”特大交通事故的惨剧一次又一次地在全国多个地方被“复制”。面对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要求严惩的呼声，立法部门正探索着予以回应，执法部门也在实践中摸索前行。

　　一“罪”成名  恶性案件背后的刑罚“变迁”

    2009年6月30日，在张明宝的记忆中也许是黑色的；但是，对于那5条被呼啸而驰的车辆带走的生命来说，张明宝却没有给他们可以去回忆的机会。

    而11月27日的庭审，让法庭里的众人再一次重温了那场惨剧……

    当晚8点左右，张明宝饮酒后驾车回家，途中车辆突然失控，撞倒9名路人，并撞坏6辆在路边停放的轿车。最终，被撞倒的9人中5人死亡，4人受轻伤，死者中还有一名身怀六甲的孕妇。经抽血化验鉴定，张明宝血液中的乙醇浓度达到了381.5mg/100ml，属严重醉酒驾驶。

    法庭上，公诉机关称，张明宝的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建议法庭据此予以量刑定罪。庭审进行了约两个小时，因案情重大，法庭宣布，此案将择日宣判。

    张明宝案的审理让“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再一次“万众瞩目”。

    今年7月，当张明宝还面对着“千夫所指”之时，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传来的一声的法槌声，将人们的目光第一次聚焦在这个曾经看似离我们很遥远的法律术语上。

    7月23日，因无证醉酒驾车造成4死1伤的孙伟铭，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孙伟铭由此成为因醉驾被判处死刑的第一人。经上诉，9月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孙伟铭无期徒刑。

    就在四川省高院宣布改判的当天，最高人民法院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作出解释：“行为人明知饮酒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符合刑法规定。”

    翻阅相关资料，记者发现，长时间以来，在惩治醉酒驾车行为方面，交通肇事罪的出现频率以及熟知度远远高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于这种罪名的“变迁”背后的成因，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屈学武告诉记者：“交通肇事犯罪是一种过失犯罪，对于造成的结果是行为人始料不及的，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种间接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对于行为的后果是一种放任心理。例如孙伟铭案中，他是在连撞多车多人后被迫停下来的，其放任的故意已经非常明显，如果仍以交通肇事罪予以处罚，在主观上不能反映行为人的真实情况，容易产生量刑畸轻的问题。”

　　“双高”效应  高发案高关注推动规定修改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1月至8月，全国发生的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案件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而且，在这样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还有长达20余年的交通事故和死亡人数的持续增长。

    同时，在采访中，在坊间流传的一种说法引起了记者的注意：酒后驾车交通肇事案件在今年集体“爆发”，从而“助”其成为今年的法治焦点。

    面对这样的说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工程系教授丁立民和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余凌云频频摇头。他们一致认为，并非案件本身的特点或恶性程度发生了什么变化，更重要的还在于媒体的关注和群众更加注重生命安全的思想观念的转变。

    丁立民说：“事实上，酒后驾车每年都在引发恶性事故，而且数量不在少数。今年所发生的数起广受关注的案件，在我看来与以往并没有太多不同。但不可否认，这种关注本身对于我们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立法，强化执法以及加强正面引导等工作来说，无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据了解，今年9月，各方专家齐聚公安部，就交通立法如何对酒后驾车这一社会热点问题做出回应进行座谈。研讨会结束不久，公安部就正式发布《关于修改酒后驾驶有关法律规定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一系列大力度的修改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

    征求意见稿不但加重了醉酒驾驶和酒后驾驶的处罚力度，而且首次明确了“与醉驾司机同乘一车的乘客也应进行处罚”，规定对酒后驾驶不劝阻、不制止的